韌性、包容、連結 後疫情時代的城市戰略

住展雜誌 2022/01/05 14:40(172天前)









【文/住展雜誌】


城市規劃是一件超前部署的工作。疫情為社會帶來巨大衝擊,卻也給了我們一個契機,思考我們的城市還需要什麼。後疫情時代的城市不談隔離,反而看重人與人的重新連結……

今年五月中升溫,在同月底達到新增確診案例數高峰的Covid-19疫情,延燒數月,大規模地改變了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原本透過面對面社會互動而有的經濟活動,一度被迫緩下腳步,或轉而透過數位工具輔助、維持運作。城市中,不少人群、商家、公司行號,也在這段時間大受衝擊。

生活面臨巨變,我們對城市的需求、看待城市的方式,也有了變化。來到疫情較緩、但隨時都有可能再升溫的後疫情時代,我們必須開始反思:「我們該如何設計出一個能『與風險共存』的都市,避免各種危害造成過大衝擊,維持城市正常運作?」這個問題的答案,牽涉到城市空間的重新設計,以及城市治理政策的重新思考。

不只回到日常 更需長期戰略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李永展長期關注城市永續發展,他認為,我們雖然能透過「防堵」的方式來暫時渡過Covid-19的中短期挑戰,但是疫情的不穩定性卻也讓我們看到:各種危害隨時都有可能以各種形式找上門,挑戰我們的生活。除了防堵,我們更要防備。

面對危害,過去人們通常是以「反彈回去」(bounce-back)的方式來應對,李永展說:「簡單而言,就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樣的作法,一般都把焦點放在「回到日常生活」;然而,面對隨時可能降臨的各種風險,李永展認為,我們的城市規劃還要納入「與風險共存」的長期戰略,這是一種「反彈向前」(bounce-forward)的思考。

在長期的「戰略」上,李永展認為主政者應該制定考慮到各方面應變能力的永續發展模式。只是,我們如何發現可能的風險,並且想出可行的防範措施?他指出,在災害期間,透過對於各種「臨時應變措施」(他稱之為「戰術」)的實踐及觀察,我們能指認出長期的可行策略。

例如,許多城市如紐約、柏林、墨西哥城,因應疫情,都開始了「快閃自行車道」(pop-up bike lane)運動,運用快速、低成本的方式,劃設臨時的自行車道及交通號誌,減少公共運輸內的群聚。這些自行車道雖然多是暫時的,但加入對未來風險防範及城市永續的思考,也有政府部門開始評估效果,考慮永久設置。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一次次短暫的行動、實驗裡,找到長期的發展策略。突如其來的危害,能讓人群及都市設計者重新思考「我們的城市還需要什麼?」,而因應危害發展出的「臨時應變措施」,則可以作為都市發展對策的參考。

一刻鐘的城市 把人拉回社區

關於「我們的城市還需要什麼?」,除了前面提到交通運具的多樣、分流需求之外,也有不少專家強調,城市不能只有寥寥幾個市中心,而應該要有「多個中小型中心」;而且,每個中心都要能夠達到某種程度的自給性。

與晚近才因「永續性」議題而開始討論「緊湊城市」的西方國家不同,東亞、東南亞的許多城市,早已經是「高乘載」的狀態了。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黃麗玲說:「台灣集合化、高層化的都市規劃及居住型態,對於疫情期間社交距離的維持,形成很大的挑戰。」

在疫情的衝擊下,許多人口密集的城市,如亞洲的首爾及新加坡、澳洲的墨爾本、歐洲的巴黎,都重新再將過去曾經討論過的「十分鐘、一刻鐘、二十分鐘生活圈」搬上檯面,主張城市應該要有多個走路、騎自行車就能滿足生活所需的中小型生活圈。不過,為什麼這樣的都市空間規劃,會成為後疫情時期的趨勢?

李永展表示,城市中如果有許多點狀散布在各處的必要設施,如飲食、娛樂、教育等,那麼即便疫情嚴峻,人們仍然很容易能在家附近取得必要的服務,不需要集中到市中心。他將這樣的空間規劃稱為「分散式的集中」:不同於單點的市中心,多點分散的中小型生活圈,小區域內就能自給自足,且能減少不必要、高風險的聚集。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分散」、「自給自足」並不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隔離」,黃麗玲談到法國巴黎市長安妮.伊達戈(Anne Hidalgo)的「一刻鐘城市」構想時,提到:「這種空間規劃減少了我們在城市中行動的旅次,但是卻也讓人們轉而回到、且更關注自身所居住的社區、鄰里。」回到社區,反而有機會讓人與地方的關係、人與彼此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成為社會韌性的基礎。

談到後疫情時代的城市發展,翰昌廣告董事長陳麗鳳也指出,「人」是很重要的關鍵:「談都市設計不能只談空間,也要談『人』;我們以為疫情讓大家隔離、沒辦法幫到彼此,但這段期間我們看到更多的,反而是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共好,城市能夠互助共好,才能一起走過困難、變得偉大。」

城市數位轉型 勿讓弱者掉隊

如何導入數位科技,讓城市的管理更加完善、市民生活更加便捷,也一直是都市設計領域中的熱門議題。在這次疫情中,我們能看到數位科技的應用,讓城市生活變得更加便利。透過各種技術,我們的城市似乎正在逐漸成為一個不用出門,也可以完成日常工作、滿足生活所需的便捷城市。

Covid-19帶來的問題,城市以「數位科技」做為其中一種解方:生活在雲端,能夠避開實體世界的染疫風險。因此,我們的生活被迫變得「更數位」,以維持日常活動。

我們從上班、上學,到飲食、採買,都更加仰賴手機、電腦、網路等數位工具。這讓我們在疫情下,仍然能勞動、仍然能過活,同時,也不致太過孤獨;並且,我們也能預見,在疫情問題淡化的未來,擁有這些工具及技能,我們還可以活得更加舒適。

疫情期間的城市是一個實驗場,讓「更智慧」的城市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不過,在數位基礎建設還不足夠——並非每個人都具備數位能力、擁有數位工具——的狀況下,這樣的「實驗」除了讓我們看到更好的生活,卻也讓我們注意到它對於特定人群的排除。

在台灣進入三級警戒後,擁有數位能力的民眾,很快地就能從實體生活轉為線上;然而,這樣的生活模式,卻使都市中的數位能力、工具不足——通常伴隨著年紀較長、經濟狀況較差等特徵——的群體,明顯變得孤獨、且欠缺資源。

除了個人之外,一些小店跟不上「數位科技」這個解方(如使用餐點外送平台、無接觸支付),也在疫情中被淘汰。

黃麗玲認為,城市裡既有的社會差距及不平等,在疫情期間更被凸顯出來,如果我們回頭關注城市裡還住著各式各樣的群體,就會明白:「每個人對於城市的數位化轉變,會有很不一樣的反應。」

如果我們只用「跟不上」、「適者生存」的角度理解這件事情,而未提供應有的幫助及基礎建設,各種樣貌的人群,以及各種風味的店家(小店、老店、新店)就會很難生存,城市的多樣性也會因此被抹除。

城市生存困難 還須政策介入

在疫情期間,我們也看到許多人因為既有資源的落差,而陷入更困難的處境,學者認為,這些也都在都市規劃的戰略範圍內。

以居住問題為例,黃麗玲指出,城市中有許多人住在條件不良的住屋之中,這些住所通常是狹窄、壅擠,而且聚居的。在疫情爆發之後,有些居住在這類不良住屋的群體,反而為了避免染疫風險,重新回到街頭開放空間、再度成為露宿者。

此外,不少店家過去其實承受著高房租的壓力,利潤十分微薄,在疫情危機到來、收入短少的時候,店租就成為使小店倒閉的最後一根稻草。

無論是對於個人,還是對於店家,其實國內外都有民間力量互助的案例。例如去年疫情發生時,德國就有民眾發起「購買券」運動,透過「預購」未來餐點,讓社區店家有資金能夠支付房租,在疫情期間生存下去。

即便有民間力量自發性援助店家,黃麗玲仍然認為,疫情凸顯的個體居住、店家生存問題,是讓政府重新審視社會中高租金、低居住品質問題的契機。「合理的租金能夠塑造城市中的多樣化經濟,」黃麗玲說:「租金的可負擔性議題,應該在此時重新被審視,政府也應該提出政策變革方向。」

後疫時代城市 人群更要連結

人口的聚居、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一直以來都是城市的基礎。近一年多來爆發的Covid-19疫情,對城市的本質形成巨大挑戰,人與人之間的隔離形成,彼此之間的互助似乎減少。但是,在城市中,人類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被隔離阻絕。

李永展認為,後疫情的「新地方」,「應該具有溫暖、安全、穩定、復原、解放與自由的潛力。」面對未知的風險,我們需要的「後疫情時期都市設計」,不是將人隔開以避免風險,反而應該更便於連結、更包容彼此。

因為,維持城市、社區中穩定的人際互動及社會網絡,提高地區的社會資本,城市才能擁有足夠的社會韌性,在突如其來的災厄降臨時,開放真誠地討論對策,並團結一心地面對困難。

本文摘自2021年9月5日出刊之《住展雜誌》469期專題報導單元,同期內容除本文外,並有「加稅壓得住房價?」、「後疫情時代的城市戰略」、「揭開預售屋實登破綻」、「悠活輕軌宅搶先布局」、「大台北2字頭房價區」等,更多內容請參閱《住展雜誌》,並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轉載請註明資料來源:住展雜誌,更多資料請上住展房屋網 http://www.myhousing.com.tw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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