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醫師的工作是在延長死亡過程而非生命!?

柿子文化 2019/03/13 13:14(40天前)
一九七○ 年代早期,擁有超過十年的執業外科醫師身分的我,發現自己在工作時變得很痛苦,那不只是普通的筋疲力竭而已。我可以處理源源不斷的問題,繁忙密集的工作,還有生死攸關的決定。但我所受的訓練是告訴我,唯一的工作就是要用機械化的方式去讓病人好起來,救活他們的命,這是成功醫師的定義。但病人不一定都會痊癒,生命也終有結束的一天,所以我一次又一次感到自己是個失敗者。雖然我直覺上很明白,除了像技術人員那樣醫治病人外,一定還有別的方法幫助那些「無望」的病患,但在真正瞭解可以怎麼做之前,還是困頓掙扎了好多年。
待我真正領悟後,每天都會期待面對新的問題。這是個令人興奮的挑戰,看診不再無趣。然而幾年後,挑戰本身也變得單調起來。有時會有那麼幾天很輕鬆,事情都照著預定的時程走,我也只有例行的看診。不過,其實沒有所謂「正常」的日子。後來我開始看急診,有時甚至需要破壞醫院規定,有點像是多了額外救人的機會。
外科醫師並不完美,我們絕對會盡力,但還是會出現併發症。雖然讓人氣餒,但這類事件會讓我們保持清醒,不會以為自己是神。而最讓人自信動搖的,是我剛成為醫師沒多久後負責的手術,那個手術卻傷到一名年輕女孩的顏面神經。看到她醒來後半邊臉癱瘓,我真想挖個地洞躲一輩子。因為想要助人所以成為外科醫師,結果居然毀人容貌,那種打擊不是普通的大。不幸的是,我甚至還沒意識到自己典型的醫師反應——也就是在出錯時隱藏自己的痛苦——其實對任何人都無益。
壓力並沒有因此鬆手。大出血的病人被送進手術室,所有醫護人員都繃緊神經,直到動手術的醫師進來。現在其他人都鬆了一口氣,換我緊張了。我找不到可以轉嫁的對象,只能向自己內在尋求安慰。每次手術開始,我便汗如雨下。接下來,只要事情都在掌控之下,即使開刀房裡的無影燈和平常一樣熾熱,我也可以保持冷靜。通常我會覺得極度地孤獨,期望自己表現完美。回到家壓力也無法退去。只要遇到困難的手術,從好幾天前開始,我就會不斷在腦中演練,祈禱著能出現自己想像的成功結果。之後,即使一切順利,我還是會突然在半夜醒來,懷疑自己的決定。現在,在多年來病患的教育下,我變得能夠自己做出決定,接受決定,放下決定,知道自己已經盡了全力。神職人員如果一直無法學會與神對話,就只能感到孤獨。而醫師如果一直無法學會與病人對話,也只能感到孤獨。



◎從病人身上獲得力量
我開始鼓勵病人直接喊我名字。一開始他們不太敢叫我伯尼(Bernie),而是西格爾醫師(Dr. Siegel)。不使用頭銜或標籤,把對方看作是活生生的人,的確是怪嚇人的一件事。這代表我必須喜歡自己,讓別人因為我的所作所為,而非我的學歷來尊重我、喜歡我。但結果非常值得。要打破醫師與病人之間的圍籬,改變稱呼是個簡單有效的方式。
移動辦公桌、讓病人以名字來稱呼我,這只是更大改變的前哨。我犯了醫師不可以犯的錯:我「涉入」了病人的生活。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我開始完全了解與癌症共處是怎麼回事,明白癌症隨時在擴散的恐懼,不管是看醫師、洗碗盤、陪孩子、工作、睡覺,甚至是做愛的時候。心裡掛著這麼一件事,要維持理智實在非常困難!
每天見證這麼多悲傷的場景,我不再隱藏自己的情緒。一天我在巡房的時候,發現一名病人側身躺著,流著口水,因為藥物而臉部表情呆滯,他已用盡所有的餘力不讓自己尿失禁,完全無視於窗外透進的明亮陽光。他躺在混合了一攤葡萄汁與膽汁的床上。我發現自己盯著床單污漬那怵目驚心的顏色,美麗與苦難的對比淹沒了我。
 

但是很快地,我卻發現自己可以從病人身上獲得力量。有一對夫妻,先生有嚴重的心臟病,太太則是乳癌擴散,兩個人都希望能活下去好幫助對方,我一想到他們,就覺得自己的無力感獲得了緩解。還有另一位女病人,飽受雙臂骨折之苦,但還是擔心我工作得太晚,這話讓我的疲憊霎時煙消雲散。當我說:「下次見。」而重症病人俏皮的笑著回我:「希望如此。」我心中那股被深深擊敗的感覺消散了,因為我看到了死亡的恐懼並沒有征服病人的靈魂。
於是我開始擁抱病人,覺得他們需要我的安慰。後來我發現自己會說:「我需要給你一個擁抱。」這樣我才有力氣繼續下去。即使病人戴著呼吸器,還是會伸手碰觸我或是給我一個親吻,帶走我的罪惡感、疲憊與絕望。是他們在拯救我。

◎是延長生命還是死亡過程?
我開始覺得,醫師這種希望延長生命、治療疾病的專業,雖然原本是人類文明中最崇高的目標,但有時候其實比重病瞬間就把人帶走的落後地區還要殘酷。據說沒有人可以真正接受自己的死亡。不過我相信如果需要去承受細數自己還剩下多少的分分秒秒、月月天天的那種負擔,應該會有人坦然接受自己的死亡。老人通常覺得為什麼自己的命會這麼長、這麼悲慘沒尊嚴,簡直活受罪。我覺得對於那些已經失去每天活著的價值的人來說,應該有什麼是可以幫助他們輕鬆放手、安然離世(我指的是以自然的方式放手,在死亡不被認為是失敗的狀況下,我們所有人都可以擁有)。
我們的醫療英雄主義其實需要同情心來平衡。這個概念讓我在面對同事的朋友史蒂芬之死時,受到嚴重的衝擊。
史蒂芬在嚴重的心臟病發後,只能被綁在床上,身上可以插管的器官都插了管,情況糟到簽署「放棄急救」同意書的地步。他因為疼痛與恐懼默默流淚,但沒有人敢開止痛藥,怕藥物會加速他的死亡,而且有安樂死之嫌。最後我的同事介入了,雖然史蒂芬是別的醫師的病人。我的搭檔開了一劑戊巴比妥納(Nembutal)。這一針下去,史蒂芬才能獲得真正的放鬆,安詳地離開了他的身體。他吐出一句「謝謝」,五分鐘內平靜地離去。
丟在街上可能都比進醫院好,反而會快點結束,不需要顧慮那麼多。當人只不過變成一條管子,點滴從靜脈進去,變成尿液出來,這樣也能算是延長生命嗎?我們延長的是死亡的過程。《美國醫學會期刊》社論刊過一篇文章〈不要在我值班的時候〉,內容就是在述說醫師的工作是在延長死亡過程而非生命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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