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出694億日圓轉「鏈」 日企返鄉、南向雙車齊發

能力雜誌 2020/10/06 14:30(113天前)



文/李世暉 圖片提供/東方IC、Gettyimages

 

2020年9月4日,台灣與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合辦「重組供應鏈:促進理念相近夥伴間之韌性」論壇。會中發表聯合聲明,雙方將強化供應鏈重組及韌性的諮商及合作。並強調將與理念相近的夥伴,根據共享的價值與標準,建立能應對危機的供應鏈網絡,並確保供應鏈的安全及不受政治脅迫。

受邀參加的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除了指出日本與東南亞國協(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已於2020年4月發佈「東協-日本經濟首長聯合聲明」,同意建立具韌性的供應鏈,日後也持續推動與台灣在「第三地市場」的合作。由這些發展可以得知,未來全球經貿的關鍵議題,將不再是關稅與市場爭奪,而是「供應鏈的重組」。

然而,在美中貿易衝突與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下,原本的供應鏈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由於美國接二連三地對中國製造的商品課徵高關稅,迫使原本在中國設置生產基地的企業思考對應方針。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下,在中國生產的管理成本與風險提高,無論是中國企業還是外國企業,都出現生產線轉移的趨勢。

以日本企業為例,任天堂(Nintendo)的遊戲機移至越南;星辰公司(Citizen)的鐘錶則移至泰國;日本電產(Nidec Corporation)的汽車零組件移至墨西哥;住友重機械工業(Sumitomo Heavy Industries Finetech)的機器人零組件則移回日本。

美中衝突 越泰出頭天

日本政府與企業早在美中貿易衝突的初期,就開始關注相關情勢,並著手調整其供應鏈。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201912月,調查2,364家企業面對美中貿易衝突的營運狀況與對應方針。其中,有2成的企業認為直接受到負面衝擊,尤以運輸機械(例如:汽車、卡車等)、精密機械與電子機械受到的影響最大。而受訪的日本企業中,超過半數的企業採取了對應措施,包括強化全球經貿資訊的蒐集能力、提昇生產效率與變更供應鏈等。而中國之外的供應鏈重組,首選之地是越南,其次是泰國。

然而,供應鏈的重組並非一蹴可幾。以iPhone的供應鏈為例。iPhoneApple的主力商品,在400美元以上(約新台幣1.18萬元)的高階手機市場,拿下了全球市場半數以上的市占率。若以iPhone的主要200個零組件供應商背景來看,台灣企業居首,占23%,其次是中國企業占20.5%,隨後則是日本企業的19%、美國企業的18.5%以及韓國企業的6.5%。但以零組件供應商的生產地來看,則高達47.6%在中國生產。換言之,iPhone的生產線主要是由台灣企業進行電子製造服務代工(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s, EMS),在中國生產組裝之後,銷往全球市場。

事實上,根據2019年美國的進口貿易統計,生產地來自中國的智慧手機商品,占比高達92.6%。影響所及,對於美國政府強力要求的轉移生產基地,相關廠商確實無法在短期內達成。前述的Apple甚至在新商品無線耳機AirPods Pro的生產上,持續與身為中國企業的立訊精密工業合作。

疫情加速抗「紅」腳步

另一方面,在「紅色供應鏈」快速形成與發展的2015年前後,日本與台灣的企業就開始面臨直接的衝擊。對日本企業與台灣企業而言,中國是附加價值貿易極高的地區。附加價值貿易是將傳統海關統計之出口總額,扣除中間商品進口價值之淨額。以2015年的電子、電機產業為例。附加價值最高的6個國家依序為中國、韓國、美國、台灣、德國與日本。而居於首位的中國,附加價值貿易額為2,138億美元,是第二位韓國的2.5倍。紡織纖維產業亦是如此,首位的中國,其附加價值貿易為1,484億美元,是第二位印度的8.4倍。這表示,在這些產業領域,「中國生產」(Made in China, MIC)具有極大的產業群聚優勢;各國企業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可替代中國的國家。即便是日本與台灣企業優先考慮的越南,多數的中間材料與零組件依舊來自中國,這使得許多企業藉由轉移生產地來降低風險的目標,經常無法達成。

但隨著新冠肺炎在今年春天襲擊全球,進一步加速日本政府與企業的調整安排。前述的「東協-日本經濟首長聯合聲明」,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日本政府並在20208月,編列694億日圓的補助款,協助日本企業進行供應鏈的強韌化與重組。其中,574億日圓的補助經費,用來協助57家公司將生產基地移回日本。例如:研發製造疫苗的塩野製藥(SHIONOGI),口罩生產線的夏普(Sharp),汽車零組件的Kanemitsu等。而有120億日圓的補助款,則是協助30家日本企業將生產基地從中國移至印度與東協國家。例如:移至馬來西亞的住友橡膠工業,開發硬碟玻璃碟盤的豪雅(Hoya)、主攻汽車零組件的Yokowo、聚焦精密機械的富士金(Fujikin)則移到越南。

13的返鄉費用

以製造半導體生產設備零組件的富士金為例。其製造的閥門,可精密地調整氣體與液體的流量,主要用於半導體的無塵室生產。在遠距教學、視訊會議的趨勢下,半導體的市場需求大增,也提昇該公司的業績。為了因應市場的不確定性與風險,富士金提高零組件的內製化比率,預計2021年轉移生產線至日本國內與越南、韓國等海外地區,投資金額為50億日圓。

富士金將工廠由中國轉向越南的原因,除了國際政治經濟面上的美中貿易衝突與新冠肺炎疫情之外,越南投資環境的完備與勞動成本的優勢(只有中國的10%),也是該公司的重要考量。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富士金只須分擔轉移費用的13。另一方面,部分日本跨國企業也隨著印太市場的興起,系統性地將移至東南亞。例如:當印尼推動雅加達地下鐵整備計畫之際,參與投資的PanasonicDenso即宣佈,相關產業的供應鏈將由中國轉移至印尼。

最後必須指出,在資通訊(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產業的時代,台灣即為全球供應鏈的核心國家之一。由台灣ICT廠商帶動的生產群聚效應,直接造就了中國製造業的實力。因此,日本在思考重組供應鏈的政策時,相當關注台灣重要廠商動向。這是因為,如果台灣廠商沒有採取具體行動,日本與美國重組供應鏈的措施將事倍功半。當然,中國也不會坐視任由「排除中國」的供應鏈形成與發展,而會提出各種因應措施,包括提昇內部生產的效能,以及加大對台灣廠商的補助優惠。

另一方面,面對未來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5GAI等新科技產業,美日與中國之間持續進行各種技術規格的競爭,而在高科技供應鏈扮演重要角色的台灣,也勢必成為各方積極拉攏的對象。對台灣來說,無論是ICT產業還是具未來性的科技產業,若能善用自己在供應鏈上的關鍵地位,將可為台灣的經濟與產業找到另一片沃土。(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

 

【完整內容請見《能力雜誌》2020年10月號,非經同意不得轉載、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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