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研究惹的禍!?《紐約時報》的報導大紅,沒想到竟讓他在大學的營養課程開不了!

柿子文化 2018/04/19 13:01(334天前)



「學生確實有權利去聽取和檢驗多元意見……學者需要有追求想法的自由,無論想法多麼不同,也不受政治、宗教或其他教條的約束。……學院要擔保,沒有任何提案的成立是沒有選擇自由的,或沒有任何計畫能夠妄自宣稱擁有唯一的真理。」



學術自由要受到社會的保護,教職員和學生才能運用這樣的自由來促進多數人的利益。但是,當研究機構蒙受贊助公司的恩惠時,這些清高的理想都變成了神話故事。我堅信,絕大多數的學者是誠實正直的,而具社會意識的學者多願意參與真誠的談話。遺憾的是,我所看到的學術界,一旦獲得補助之後,就成了自由言論下被持續侵蝕的受害者。
以我在康乃爾大學的漫長生涯為例,曾經,康乃爾的名字和聲譽,為我開啟了好幾扇門;然而,我見識過當一個學者的研究真的公然挑戰既存的信念和常規時會怎麼樣。



中國營養研究與《救命飲食》

在1990以前,由於康乃爾大學傳播系的協助,我的研究團隊大規模發表的諸多發現,往往成為媒體的專欄報導。1990年,我們在中國的研究計畫,為我們的研究添加了一項極有價值的新次元,引起了國內與國際間的注意。中國營養研究的主軸故事出現在《美國今日》、《紐約時報》、《週末晚報》,以及其他的大眾媒體上。
來自中國的大量新資料,讓我產生莫大的興趣。實驗室發現與人類研究發現的結合透露出一個真相,這個真相有極大的潛力,可以從基本上重新塑造我們對營養的想法。從那個時候起,各個事件開始從許多不同的方向往外擴展:康乃爾教授在「蔬食營養」上初試啼聲的大學課程(直到該課程被移至線上教學系統),《救命飲食》於2005年發行;包含我們的研究、甚至是以此為號召而製做成的錄影節目或紀錄片,至少有15卷;愈來愈多人找我安排演講,場次多到我無法負荷。就這樣,一場關於蔬食營養的「運動」,正逐漸浮現。

轉捩點:《紐約時報》的報導
假如要我選擇做為轉捩點的事件,那會是1990年《紐約時報》在科學版中報導我們的中國營養研究,讓我在學術上所追尋的成果為大眾所知。其後的幾年裡,我漸漸得到一個機會,去重新思考營養、健康和科學本身的意義,雖然我並不想評價這些新意義到底背離傳統科學多遠。
由於所有的這些事件都是尚未公諸於世的,所以某些康乃爾的行政官員表示感興趣,但並不是我希望的那樣,而且我開始感到有一股像是結合起來的力量,不僅要阻止我的研究讓大眾知道,也不讓校園裡的其他人知道,包括學生。
當時,康乃爾大學營養科學部主任卡佩特.戈薩博士,也擔任達能集團(在歐洲的名字)或達能公司(在美國的名字)的副總裁,那是一家影響力強大的多國食品及乳品公司。1995年,他也成為美國肉類出口協會飲食指南委員會(美國政府食物金字塔的資料來源)的主席。

課程被刪掉了!數千學生請願仍然沒用
在這段期間裡,我在我們的部門裡組織了一課程,名為「蔬食營養」,它雖然是選修課,但很快就大受歡迎。然而,當我選擇在連續教學6年之後被借調1年(由於《救命飲食》第一版的問世而到校外做一些新興課題的講學)時,就在我要前往波士頓大學擔任院長之前不久,主任在沒有跟我商量的情況下直接刪除了我的課。
學生報的一位編輯告訴我,大約有3000到5000名學生聯合簽署請願書,要求恢復那堂課,但儘管我透過各種管道將訴求傳達給學校總裁(他本身是名素食者),那堂課仍逃不過被刪除的命運。
次年,該課程由學校的另一系主辦。那時我便試驗一種教學模式,讓美國其他地方的學生也能上那堂課,然後把他們的學分從康乃爾轉到他們學校。不過,這種嘗試也碰了釘子──戈薩的繼任者、遺傳學家派屈克.史多佛,寫信給主辦該課程的系的系主任,說他的系無法贊助該課程,因為營養科學部不再認可它!校務督導與院長都為我說項,並建議我向我們系上最初同意該課程的委員會尋求重新認可。但史多佛否決了那個主意,並寫信給委員會說,如果他們重新同意該課程,他還是會阻擋開課。
 


線上教學e
Cornell
我的營養課被刪掉的時候,我們院長最後建議的「決解方案」,是把該課程放到康乃爾當時新推出的線上教學系統eCornell,而那個系統在當時也僅勉強維持中。雖然感覺上像是棒球員從大聯盟被降到小聯盟,但我仍願意嘗試。我開始成立一個非營利機構,來資助我幾位研究生的研究,再加上那些曾協助我把課程放到線上(這在當時並非易事)、充滿進取心的畢業生的幫忙,尤其是捐助者梅根.莫菲,出資雇用職員來運作這個非營利機構,我們終於組織並開始了線上課程。
到了2014年,那個課程(現在是頒有結業證書的合格課程,並為醫師提供30個第1類繼續教育學分)在康乃爾約100種的課程中,排名第一。知悉我們的成功之後,一位康乃爾傳播部門的資深撰稿人,在《康乃爾大學報》中寫了一篇關於該課程的文章。那篇文章的作者當時在康乃爾服務了32年,預計在那年10月退休。多年前她受聘於康乃爾之後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關於我在1982年與他人共同著作的國家科學院之「飲食、營養與癌症報告」,以及關於因該報告而形成的罕見國家政策。
當那份新聞文稿分享給康乃爾總裁時,他轉而與一些行政官員分享,包括農業與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國家科學部主任,以及人類生態學院院長,而他們拒絕刊登。根據那名記者的描述,他們那麼做是因為他們不願為我的觀點「背書」。《康乃爾大學報》的職員反對那樣的封鎖,理由是違反學術自由,並提供一個機會讓他們在這則文章旁邊發表對這個資訊的闡釋,但這也被否決了。
順便一提,當那名《康乃爾大學報》記者為了文章初次面訪我時,我曾提醒她,她的部門在3年前禁止對我的研究「有所著墨」,但她向我保證,那條禁令不再有效,因為那個主任最近退休了。然而,自從她為文章第一次面訪我之後,事情顯然改變了。位居管理階層較高職務的某個人已經下達命令,誰坐在主任的椅子上也沒用。
我真的很不喜歡向大家分享大學的「家醜」,尤其這個學校是我曾經那麼尊敬,也是擁有無數優異學者和老師的地方。我會毫不猶豫的建議學生去就讀康乃爾大學,但對我很重要的是,我應該充分分享這項資訊,向大家證明學術界擁有多大的力量,去依照它的喜好來修正科學的結果,並摒棄他們不喜歡的科學資訊。這則故事雖然是我的經驗,但焦點並不是放在我個人,無論讀者贊不贊同;這只是我對一個事件所知的最佳版本,它已在其他地方一再上演太多次,並造成嚴重的社會後果。

──摘自《救命飲食:越營養,越危險!?(10年經典全新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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